台灣有些學習者，聽得懂的英文比說得出口的多很多。中間那道牆，是「一開口就會招來評斷」的感覺。對這種人來說，把錯誤當成訊息、別當成評語，比再多輸入或更小的班級都更能幫他開口。這件事在研究裡有名字，也有量得出來的大小。明知答案、卻不敢說出口的人，在任何用冷糾正運作的台灣教室裡都很常見。
牆從哪裡來
外語課堂焦慮是由 Horwitz、Horwitz 和 Cope 在 1986 年刊於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的論文裡正式定名，他們也設計了外語課堂焦慮量表。他們把焦慮分成三條線：溝通恐懼、考試焦慮，以及對負面評價的害怕。第三條是老師能改變的那一條。一個相信「每次犯錯都像在扣分」的學習者，會自動減少他願意嘗試的句子，真的說出口的那幾句也會變短、變安全。
這種模式在班上看得出來：永遠是同樣三個人舉手，其他人等著老師點名，點到就擠出五個字的答案，然後低下頭。問題在於曝露，教材很少是元兇。
這種節省的代價不只在情緒。MacIntyre 和 Gardner 在 1994 年刊於 Language Learning 的研究指出，焦慮會在每個處理階段干擾語言：接收輸入、整理、再到產出。焦慮的學習者連本來就會的內容都表現較差，因為一部分工作記憶都花在自我監控上，而不是留給語言本身。
影響有多大
影響有多大，現在有清楚的數字。Teimouri、Goetze 和 Plonsky 的 2019 年後設分析彙整了 97 份報告、105 個獨立樣本，橫跨 23 個國家、共 19,933 名學習者。在 216 個相關係數裡，焦慮和成績的相關大約是 -.36，是穩定的中等負相關。作者也指出，這個相關會隨成績測量方式、學習者程度和目標語言而變，所以它是個有用的平均數，不是鐵律。
它看起來像什麼
處於這種狀態的學習者，習慣都長得很像。開口前先在心裡默唸一遍。用最短的幾個字把這輪應付過去。避開被動式、避開假設語氣，凡是可能出錯的句型都不碰，所以他的口說永遠比閱讀簡單一截。一位 34 歲、看得懂英文合約的客戶經理，開會永遠只會背熟的兩句開場，缺的從來不是單字。問題出在他把工作記憶花在「盯著自己」上面。
這種自我監控正是研究所指出的機制。注意力一旦拿去盯下一個字會不會錯，留給意思的就少了。這種人在寫作裡比在口說裡流暢，兩者之間的落差，正是焦慮在扯後腿的線索。
老師能改變什麼
對老師來說，結論很具體。縮小班級只在「小房間改變了錯誤怎麼被處理」時才有用。一個四人小班，要是每個錯都老師當場大聲糾正，感覺可能比十二人班、把錯誤當共同材料來討論更令人緊張。真正能動的槓桿是「錯誤的氣氛」，它由幾件具體的事組成：少改一點、讓學習者自己完成修正、把糾正和評斷分開。
口說課的具體做法是：等學習者把句子講完再糾正，一輪最多只改一個錯，而且把糾正講成針對句子的提問。目標是讓學習者願意、也不用多問一次，就接著講出更長的一句。
巧克教育的口說糾正就是朝這個方向設計，我們有另一篇談「讓學生自己完成修正」的文章。焦慮這個角度再加一條：老師要用話講清楚，錯誤是關於句子、不是關於這個人。這句訊號可以很簡單，就是在糾正之前先說「不錯，有一個地方要改」。
界線
界線也要講。有些人本來就不緊張，有些人反而愈有壓力愈清醒，所以「取消所有評價」的全面規定幫不了任何人。而且後設分析給的是相關，不是「焦慮造成低成就」的證據，箭頭可能兩個方向都有：程度跟不上時，學習者也會愈來愈緊張。實務上的主張要收窄：對於那些「沉默來自怕被評斷」的學習者，把錯誤當訊息、別當評語的氣氛，搬走的是一道任何單字表都搬不動的牆。
明天，在你的班上挑一個只會一兩個字回答的學生。整整十分鐘，一個錯都不糾正。第一句回答之後只說「不錯，再多加一個細節」。觀察他第二句有沒有變長。要量的是他敢冒險說出幾個字，而不是準不準。